?
当前位置:首页 > 男科 > "未必,老许。'啊荆夫在许恒忠的手上拍了一下,笑笑说。"一个什么都看透的人还会这样积极找对象、办喜事吗?" 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

"未必,老许。'啊荆夫在许恒忠的手上拍了一下,笑笑说。"一个什么都看透的人还会这样积极找对象、办喜事吗?" 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

2019-10-24 15:03 [手工坊] 来源:锅包肉网

未必,老许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啊荆夫在许一九四一年初去过成都探亲,啊荆夫在许不久他也来成都为罗淑扫墓。我们一起到墓地,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平日他和友人见面总是有说有笑。一丛矮树编成的短篱围着长条的墓地,十分安静,墓前有石碑,墓旁种花种树,我仿佛来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静,觉得死者只是在内屋休息,我们在廊下等待。我小声劝慰马大哥:“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他摇摇头苦恼地说:“我忘记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头,他的手掌还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议将来在这里种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后朋友们来扫墓,在小园中坐坐谈谈,仿佛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连声说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别的朋友谈过,准备等抗战胜利后实现这个计划。当时谁也不是存心讲空话,可是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没有能再到成都,马大哥也被迫远去台北。解放后我两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罗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儿子也去那里寻找,才知道已经片瓦无存了。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恒忠的手上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恒忠的手上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我第一次看见马大哥,拍了一下,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际的一个晚上,拍了一下,当时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杂志上读过他翻译的法国短篇小说,也听见几个朋友谈到他的为人:他大方好客,爱书如命,脾气大,爱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见他,交谈了几句话,我们就成了朋友。他约我到离索非家(我也住在那里)不远的上海大戏院去看德国影片《浮士德》。看完电影他又请我喝咖啡。在咖啡店里,他吐露了他心里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个就要在师范学校毕业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们,他却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时候没有得到成都的消息,一天前她突然来信托他打听在法国工作的哥哥的近况,而且是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他无法掩饰他的兴奋,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要告辞,他说还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谈了又谈,我们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准备“打烊”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把话说尽。我们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关于我他就只读过我翻译的一本《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原着)和刚刚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灭亡》。我第一次来到里昂。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笑笑说一个象办喜事“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来接的人不少,笑笑说一个象办喜事还献了花。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我动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后见到两位有理想、什么都看透有才华的比较年轻的作家,什么都看透我劝她们不要紧张,我说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受到的责骂实在不少,可是我并没有给谁骂死。

  

我读书不多,人还会这文征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人还会这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书还在我的手边,不曾让人抄走、毁掉,我把最后一则诗话抄录在下面:我读他的文章,样积极找对他引用我的词句,样积极找对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积累——“人吃人”的噩梦。我们两人都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这决不是开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噩梦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当时的确害怕这些梦景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主张多写这些噩梦,不但要写泪,而且要写血,因为那些年我们流的血、淌的泪实在太多了。我一再劝人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造反派”卷土重来。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未必,老许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未必,老许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掉,啊荆夫在许我举手摸头,果然头上什么也没有了。一个多月前,恒忠的手上我还在北京,恒忠的手上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一个有说有笑、拍了一下,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拍了一下,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民航班机提前半个小时着陆,我也提前离开机场,因此没有能见到专程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的一位负责人贝热隆先生。贝热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两年前我们到法国访问就受到他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们安排整个日程,陪着我们从巴黎到尼斯、去马赛、访里昂。我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凤凰书店同读者见面,为他们在我的作品上面签名,书是新近在巴黎发行的,也有一些来自北京,还有一些从香港运来。我见到不少年轻的面孔,似亲近,又像陌生。年轻人都讲着我熟悉的语言,虽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们的心贴近了,我轻快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我的亲友。贝热隆先生是这家出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为我的忙碌高兴,他还在旁边插话介绍我在法国访问的日程。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常来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搬光了。这一个小时过得多么快!朋友们催我走,我的心却愿意留在读者们的中间。分别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学过汉语的女店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请再来!”我笑着回答:“我一定来。”凤凰书店的名字从此印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会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凤凰书店被人破坏的消息:店面焚毁,店员受伤,剪报是尼斯的法国朋友寄来的。我立刻想到贝热隆先生,这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我托人发去了慰问的电报。又过了一年多,一直到这次动身的前夕,我才知道书店已经恢复,由贝热隆先生继续负责。我多么想同贝热隆先生见面,并且在复兴的凤凰书店畅谈。这是我三访巴黎的一个心愿。愿望终于成了现实。尽管那个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书店里仍然有不少的读者。贝热隆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店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扑了过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他无恙,我也活着,书店比两年前更兴旺,书也似乎多了些。我又听见贝热隆先生的响亮的声音,他不休止地谈论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字吃力,却并不感到疲劳,我又看见那些讲着我熟悉的语言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又见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书店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告别前我还和店员们在门前照了相。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伤的女店员到北京访问去了,我没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问。但是在书店里我意外地见到车夫人,两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她刚刚访问了中国回来就赶到书店来同我们相见,她还带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复仇》,薄薄的一本书,上面似乎还留着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骚(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这么多的朋友,我感激地为她签了名,题了字。一九二八年八月,笑笑说一个象办喜事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写完小说《灭亡》,笑笑说一个象办喜事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上写了“巴金着”三个字。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什么都看透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什么都看透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人还会这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人还会这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

(责任编辑:育儿嫂)

相关内容
推荐文章
热点AG8手机客户端|官网
随机内容